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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氏家族在青写传奇 曾访胶澳首任巡抚

2013-11-06 15:33来源:青岛日报/青报网

    从1902年周馥第一次踏足开始,周家数代人在国学与实业双重荣光中,写就了一部以青岛为主要场景的家族史。 周馥家族是一个大家族,言其大,体现于三点:其一,文理并重,中西汇通,是一个取得了显赫成就的学术世家。其二,兴办洋务,经世致用,创建了庞大的民族工业体系。其三,薪火相传,文脉相续,兴旺百年而不衰。

    周馥——首个探访胶澳的山东巡抚

    周馥是这个近代家族的开宗者,字玉山,1837年诞生于安徽至德(今东至)。 身处晚清乱世的周馥,在新与旧的转换中书写了一幕传奇。初为李鸿章文牍,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,在北洋海军、武备学堂、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,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,而且助开复旦公学(复旦大学前身)与安徽公学,有功于教育。1902年4月,他接替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,履新后多方抵制德国的经济渗透,同时对德治青岛颇感好奇,遂主动提出前往一看究竟。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,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,这是一个“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”。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,张汝梅、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。

    周馥是在1902年岁末到访青岛的,“是为山东巡抚出巡胶澳之始”(《胶澳志》)。这件事也留在了一个家族的记忆中,周家第四代、北大教授周一良的追述是:

    德国占领青岛,山东巡抚和德国总督无任何来往。周馥到任后要求访问青岛,青岛的德国牧师卫礼贤在所著《中国心灵》一书中说“他那真诚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。”(《钻石婚杂忆》)

    可想而知,特鲁泊是如何热情款待这位极具传统根底且不乏世界眼光的人物的,不久之后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。这是以所谓“外交”形式进行的交往,加强了青岛与山东内地的贸易关系,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持续十年的文化与非文化对话由此展开,继任巡抚杨士骧、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之行。

    回视1902年,在汇泉湾畔的总督临时官邸(瑞典木屋)之中,周馥向特鲁泊阐明了维护中国居民尊严和华商利益的要求。大事之外,小事亦有触动。木屋桁架上那个斜交十字形桁架引起了他的反感,他策略地告诉德国人这是一个不吉符号,教给德国人一些中国民俗常识。当然也不避见闻,对德国人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先进做法给予肯定,表征了一种处于文化矛盾漩涡中的开放心态。

    他还特意到卫礼贤创办的新式学校——礼贤书院察看了一番,颔首之际,允诺礼贤学生可直接升入山东大学堂读书。对于周馥来说,1902年的青岛之行是不寻常的,很可能触发了他对往年洋务生涯的反思。在当年12月31日致军机处的函中,他说青岛之行目的是“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。”说得很简单,可内心的感触却很复杂,比较中西以思考未来,这是一个着眼点,作为一省的主政者,如何适应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趋势,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。他对青岛的考察,客观上推动了日后济南、周村、潍县三地近代商业开埠。

    1908年辞去两广总督职后,他萌发了长居青岛而颐养天年的心意,1912年举家迁来岛上居住。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青,就是乘坐周馥所备敞篷四轮马车开展活动的,此时周馥的身份是三江会馆会长。1913年,周馥给卫礼贤介绍了一位中国老师,这就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,一个对卫礼贤的译经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。1914年,德日青岛之战来临前,由于对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,周馥举家迁往天津。1921年8月21日谢世,享年84岁。

    周学熙——新型实业家

    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,生于1866年。作为周家第二代代表人物,他继承周馥经世之功,也实现了家族传统的第一次转型——不同于其父的官办洋务,他成为新型实业家,与张謇齐名﹐素有“南张北周”之说,代表了近代民族实业的成就。

    周学熙有多重历史身份:其一,在奠定北方民族工业基础方面厥功至伟,是开滦矿务局、中国实业银行、启新洋灰、华新纺织及耀华玻璃等多家民族企业的创办人;其二,开创山东的大学教育史。1901年,他出任山东大学堂总办,遂成山东大学创校校长;其三,他还是一个财阀,曾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;再者,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古籍与金石收藏大家。开创实业而不忘培植文化,这就是周学熙的人生答案。

    卸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,周学熙寓居青岛。他是青岛本埠民族实业的拓荒者。1914年即买下德人所办德华缫丝厂,准备开办华新企业在全国的第二家纱厂,后因日本侵占青岛而延迟。重启过程中,日本人为让日资内外棉纱厂占得先机,百般阻扰,致使华新纱厂1919年方得出纱。就这样,从起点上民族企业与日资企业就展开了较量,这是青岛早期纺织业的一幕图景。在日资围困之中艰难生存,周家保住了民族纺织业的生机。

    周叔弢——藏书家和纺织家

    周叔弢、周志俊、周叔迦都是周家第三代人,各有所成。从这一代开始,周家多元化倾向渐趋明显,实业精进,学术转型。同时,周家与青岛的关系进一步加深,开实业与文化新篇。

    周叔弢是周馥长子周学海三子,1891年生于安徽东至老家。1912年周馥移家青岛时,周叔弢不久后由济南迁来。于是,我们看到了周馥家族在青岛的团聚时光。两年之间,青年周叔弢沉浸在青岛的山海气象和多元混溶的文化气氛之中,喜欢看遗老们坐而论道,多获指点而开始了藏书生涯,致力于古籍善本保护。后来,在参与华新纱厂创办过程中,累积精进,渐成现代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。

    周叔弢的实业之路堪称经典,在青岛华新纱厂开办之初,出任专务董事,实际掌管工厂。后来,根据周家企业发展战略,他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唐山开办的第三家华新纱厂上。

    周志俊——引领华新纺织重生

    周志俊为周学熙次子。1912年,随祖父和父亲一起迁居青岛。

    1915年,他到北京学习英语。1918年重返青岛,以翻译身份协助父亲创办华新纱厂,洽谈采购美国美兴公司的设备。1933年,周志俊出洋考察欧美纺织业,历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荷、比、丹麦、奥地利、瑞士等国,其中,在美国参观了芝加哥世博会,并作《芝博琐言》以记之,成为关于当年世博会最权威的一篇中国文献。另有《瀛寰小记》及《杼轴漫谈》记录海外见闻。

    他长期担任华新纱厂总经理,抗战之前,工厂发展到拥有4.4万纱锭、8000线绽、500台布机的规模,纺织与印染并重,前景看好。1938年日本再度侵占青岛,致使华新事业遭遇重大挫折,如所言:“乃局势变迁,事出意外,廿年之功,废于一旦矣。”(周志俊 《青岛华新纱厂和华北棉业》)周氏兄弟转战上海、天津等地并积极支援抗战,战后艰难赎回了青岛华新。建国后,华新发展成为青岛国棉九厂,继续书写着一座城市的纺织盛事。1950年,他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一架,后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。在发展纺织业同时,他关注民生,力行慈善,体现了可贵的爱国与爱乡风范。

    周叔迦——倡建湛山寺

    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,开创现代佛学新境界,也为青岛注入了人间佛教精神。

    他生于1899年,是周学熙的三子,1912年随家族迁至青岛,1918年毕业于同济大学。在上海经营实业失败后回到青岛,乃转向佛学,潜心佛乘,博涉经藏,日见精进,终成现代三大佛学家之一,尤精唯识学、因明学与三论。虽皈依佛教,然并未出家,因此人们看到了岛上风神淡雅的周居士。自1930年开始,长期在北京、清华、中国、中法、辅仁诸大学讲授佛学,后曾出任中国佛学院院长,建国后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。在历史上,他最早撰述《中国佛学史》,另有 《唯识研究》、《新唯识三论判》、《因明新例》、《牟子丛残》、《法华经安乐行品义记》、《法苑谈丛》等专著,同时对敦煌学有所涉及,有《敦煌劫余录》存世。

    周叔迦佛学之路始于青岛,因缘际会,为这座城市开启了一颗天台心印。1931年,他与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会于青岛,谈及青岛文化面貌,当时基督教与天主教已久存于青岛,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却不见于市内,感为憾事。况且340多年前,明末高僧憨山法师自五台山远来东海崂山寻那罗延,建海印寺。故此,两人决意联袂发起创设一所佛教寺院。这一动议得到了时任市长胡若愚及继任市长沈鸿烈等人的支持,选址湛山东南麓,敦请高僧絯虚法师主持创寺。

    1934年,湛山寺开建,绵历十一年,终成一庄严佛宇。建筑沿中轴线依次展开山门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三圣殿和藏经楼。三圣殿檐下,悬有絯虚法师题写的“海印遗风”匾额,以显明一地之佛教渊源。周叔迦偕兄弟周志辅、周志俊捐献了三部不同版本的 《大藏经》。同时,他还担任了青岛佛学会副会长,会址设在鱼山上的湛山精舍。

   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,湛山之缘也是周叔迦“以心融迹”的结果。湛山寺不仅为佛刹,而且带有佛学院性质,所谓“湛山讲寺”的意义在于此。1936年,弘一法师来此讲律,进一步强化了湛山寺的佛学研究色彩。此处天台法席的开创,对现代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,湛山派弟子广布海内外。缘此,城市多元会通、东西交融的人文形象更加明晰。

    周一良——一代史学大家

    到了第四代,周家的学术性空前加强,而淡去了实业色彩,形成了一个显赫的教授群体,在文化、科技、教育诸领域享有声望的学者不下十几人。其中,身在北京的史学家周一良和身在美国的数学家周炜良堪称代表,一文一理,辉映中西。周一良是周叔的长子,出色地继承了家族的治学风范,成为一位融贯中西的学者。他诞生于青岛,一个家族与青岛的关系在生命本体意义上得以加深。这是他对生命起点的追述:

    我于1913年1月19日 (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)出生于山东青岛,我名中的“良”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,“一”字是我父亲取自《说文解字》“一”字下的解说:“唯初太极,道立于一。”而曾字太初,后废不用。(《毕竟是书生》)

    在《钻石婚杂忆》的开篇,他同样追溯了这一瞬。可就在新生次日,一场重大变故降临了,母亲萧婉去世了,对此,周一良写道:

    母亲突然去世后,父亲对婴儿毫无经验,不知所措。他的朋友德国人卫礼贤牧师见义勇为,把我带到他家里去,由他夫人用牛奶喂养一年以后才送回我家……

    在当时的城市生活史记忆中,这是一幕柔性的日常图景,很温馨。卫礼贤夫妇的善举,建立了东西方两大学术家族的联系。这一年,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七岁,“妈妈告诉他,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。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小小佳话吧。”(《毕竟是书生》)

    幼年的周一良尚记不得青岛街头的风景,对晚清遗老也没有任何印象,目中出现的一切,都只是一个有待追思的模糊场景。在后来的回溯中,青岛作为诞生地的形象无数次闪现在他的视野中,单纯而丰富。青岛开启了一个文化家族的新生希望,因此所有关于家族与城市关系的思考都变得清晰了。然而历史突变,1914年周家告别了青岛。此后,周一良在天津读书,习经史子集,后来到燕京大学读书,再后来成为卓有建树的史学家,兼容世界史与中国史。在谈到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、敦煌文献及佛教领域的学术成就时,季羡林如是说:“多所创获,巍然大师,海内无出其右者。”

    2001年10月23日,周一良在北京谢世,享年88岁。作为人生旅程的起点,他铭感不忘青岛,晚年所著《钻石婚杂忆》和《毕竟是书生》等书中,追忆岁月,一往情深,那句:“我1913年1月19日出生在青岛”,是这种悠远记忆的写照。 (巩升起)

责任编辑:韦小康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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